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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第二十一届上海教育博览会高峰论坛职教专场活动25日举行。【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邢晓婧 涂蕾 王璞】开栏的话：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世界同行。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近期发布的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未来3年作为跨国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排名从去年的第七位跃升为第三位。中国商务部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805家，同比增长19.2%。我国引资规模不断扩大，引资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市场对外资的“磁吸力”持续增强。自今日起，本报推出“外企高管看中国经济”栏目，通过与外企高管深入对话，从他们的视角看外企如何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一同变革，在华投资、营商的环境如何持续改善，以及如何对中国市场怀有坚定信心。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出现所谓“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等逆全球化的论调，但并未成为主流，中国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90%的日企希望扩大在华业务或维持现状。《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在北京的松下纪念馆专访了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松下控股株式会社全球副总裁、集团中国东北亚总代表本间哲朗，他表示，对于外企来说，中国始终是个非常理想的舞台，能在中国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占有率，也将提升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适应中国市场是重要的成功之道 环球时报：日本松下集团和中国渊源颇深，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过去四十余载，中日经贸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从早期中国需要日方技术援助，到成为“世界工厂”，又转型成“世界市场”。为适应该变化，松下做出过哪些策略调整？ 本间哲朗：参观松下电器工厂是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日行程中的重要一站，由此开启松下集团和中国的渊源。当时年已八旬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先后又于1979年、1980年受邀访华，成为当时首位访问中国的知名国际企业家。1987年，中国企业与松下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为那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我们现在所在的松下纪念馆就是当年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旧址。 进入中国的初期，我们带来了生产设备、专业知识、管理模式、会计原则等现代化制造业所需的要素。上世纪90年代，我们陆续开展家电、零部件生产等业务，那时是想服务于中国市场，将产品提供给中国消费者。随着中国供应链发展完善，我们调整策略，加大出口力度，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往全球。与此同时，松下着手组建中国研发团队，目前在华约5万名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约为1/5。现在我们在中国的产品绝大部分由中国团队研发而成。接下来，我们希望进一步强化中国团队的研发力量，服务于全球客户。 环球时报：2019年，松下集团特别成立中国东北亚公司，本地业务不再由日本总部决策，而是交给本地团队。同时，您担任首任总代表，开始常驻北京。此举在日企中很罕见，能否介绍一下相关背景？ 本间哲朗：中国市场变化速度太快了，年轻人的消费心态等也和其他国家情况不同，这让我意识到，中国业务由本地团队作出决策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我还记得当时提出该方案后，董事会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这种情况在全球跨国公司中也比较罕见。时任集团社长津贺一宏先生非常看重中国市场，每年都要来考察六七次，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行业专家、高校、竞争对手进行交流，听取了很多建议。他认为，中国业务由本地团队决策、适应中国市场是重要的成功之道。因此，在董事会的支持下，中国东北亚公司于2019年成立。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董事会最终同意该方案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本间哲朗：我想应该是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规模庞大。我在1985年进入公司，当时松下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占比不足2%，现在这一数字已攀升至27%，客观的数字已表明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中国市场。 中国是“创新大国”和“工程师大国” 环球时报：您去年4月履新担任中国日本商会会长，这也是该商会成立43年来，首次由制造业背景的日本经济界人士出任会长。在记者会上，您说：“日企应将中国视为‘创新大国’和‘工程师大国’，而不仅是‘制造大国’和‘消费大国’。”您能否进一步阐述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本间哲朗：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超过1000万，其中理工类人才占比约为60%，这足以证明中国是一个“工程师大国”。 1989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大陆，那时上海街头汽车还不多，浦东尚未开发。但30多年里，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短期内的快速发展，让中国人容易接受创新，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发能力也很强。 中国市场的一大特色是对创新上的失败比较宽容，这在发达国家不大容易被接受。中国消费者也愿意接受新产品，比如近年来干衣机、洗碗机等受到青睐，这有助于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观察新的消费动向，并应用到全球市场。如今，创新在中国社会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是“创新大国”。 环球时报：能否理解为中国市场包容创新、中国消费者接受创新，从而激励了企业不断创新？ 本间哲朗：是的。在我刚进入松下时，对于日本电器厂商来说，日本市场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比如日本市场率先接受了录像机、CD机等新型家用电器。但随着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对新产品的接受度有所下降。松下纪念馆中的一些展品，就是日本团队10年前研发却未能上市、转而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随即销往全球。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市场驱动创新，在华日企拥抱创新。 环球时报：随着中国营商环境改善吸引更多外企来华投资建厂，加之中国本土企业迅猛发展，在中国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松下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这对松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否有所帮助？ 本间哲朗：自从中国东北亚公司成立以来，为适应中国市场，我们始终坚持以中国速度、中国成本、中国模式实现发展。有些员工过于重视传统做法，我鼓励大家解放思想，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早年间公司曾派出一些优秀的中方人才赴日培训研修，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想让他们放弃过去的成功经验并非易事。但彼时团队中已经出现很强的危机感，如果不顺势而为，等待我们的或许就是业务范围不断缩小。 中国市场在创新速度、市场规模、智能化进程、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人才储备和供应链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市场已成为跨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训练场”。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全力提升自身水平，如果能在中国市场上拥有一定占有率，无疑将提升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希望松下中国东北亚公司可以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中” 环球时报：去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中日领导人会晤中，双方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今年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期间又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呼吁日本企业加大对美投资力度。有声音担忧这会对在华日企产生影响，您对此怎么看？ 本间哲朗：很多在华投资的日企同时在美国投资，松下集团也正在美国建设动力电池工厂。作为跨国公司，中国市场固然重要，但也不妨碍开拓别国市场。我有一个心愿，希望中国东北亚公司可以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中。我来北京后，和很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人士有过交流，在中国这样国际化的舞台，促成在别国市场上的合作机会，我认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环球时报：中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并未降低。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崩溃论”“脱钩断链”等论调不绝于耳，对此您如何看待？ 本间哲朗：日本产业界有种共识是“最强的组织是能适应新常态的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松下集团先后遭遇彩电、录像机、手机等国际贸易“战争”，每当国际局势紧张，就要调整策略适应新环境。我也看到有中企开始采取相应对策，我相信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企也在提升自身实力。 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人才储备，对于外企而言，中国始终是个非常理想的舞台。过去数十年间，日中两国的经贸往来十分密切，我相信，未来在共同应对老龄化、康养、医疗等领域依然蕴含着巨大的合作空间。这样的义举要从2003年说起。当时，刘德文在一个义工组织为台湾独居老兵提供帮助，时间久了大家便推荐他当选里长。后来刘德文索性辞去了银行的高薪工作，全身心为老兵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