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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4日消息，经会商研判，大藤峡水利枢纽防汛抢险指挥部于6月14日10时启动大藤峡水利枢纽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西江洪水。通过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玻利维亚已成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日益增长的合作伙伴，而此前该地区一直由美国主导。今年是中拉论坛成立 10 周年，中玻两国之间的会谈意义重大，也将更加频繁。今年4月底，玻利维亚外交部长赛琳达·索萨访问中国，商讨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在北京的会晤中，赛琳达·索萨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讨论玻利维亚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可能性。他们重申反对美国“霸权和欺凌”的立场，并初步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淮河岸边的正阳关镇，别名“淮南古镇”。本报记者 程 兆 摄中国哲学产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及其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诞生。先秦诸子哲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之根基，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先秦诸子哲学尤其是其中的老庄哲学和孔孟荀哲学的继承、阐释和发挥。在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诞生并主要发展于淮河流域的道家哲学分别居于中国哲学之“根”的地位和在儒道互补中与儒家哲学共同居于主干地位，分别有着决定性影响和与儒家哲学“势均力敌”的影响。道家由春秋末期的老子所创立，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道家哲学的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魏晋和道教化这四个时期。战国时期，道家有庄学与黄老学两大系统，前者坚守老子思想，为庄子所开创，后者对儒、墨诸家有所吸纳，以《黄帝四经》的作者、“《管子》四篇”的作者和鹖冠子为代表；秦汉时期，道家沿着战国黄老学的方向而发展，以陆贾、贾谊、刘安为代表；魏晋时期，道家的发展分为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和东晋玄学四个阶段，代表性人物有何晏、王弼、竹林七贤、郭象、张湛等。魏晋之后，道家与道教完全合流，不再以狭义的道家学派的面目出现并发展，或者说主要以道教的形式继续发展。在道家众多的着名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鹖冠子、刘安、何晏、王弼、嵇康等都生长于淮河流域。淮河之水不仅孕育了道家人物，也孕育了道家哲学。道家哲学以自然主义为其基本特征，并以此区别于儒家哲学的道德主义。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之“根”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孙以楷先生早有定论，他认为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之根。我认为这个观点更适合论述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的地位。换言之，这个观点是说道家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产生具有奠基地位，儒家、墨家、法家等哲学的产生都汲取了道家特别是老子哲学的精华作为给养，都与道家特别是老子哲学具有学脉联系。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具有“根”的地位，就意味着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决定性影响，可以从中国哲学刚诞生时的体系构成和特色上加以论述，也可以从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学产生时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老子以宇宙论为核心，建构了包括政治观、人生观、方法论、环境观等在内的哲学体系。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由宇宙论推出政治、人生等思想的思维模式，老子由人生而政治的“内圣外王”之道，都被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创始人建构哲学体系时所袭用；老子建构哲学时所使用的哲学范畴，比如道与德、无与有、阴与阳、物与器、礼与法、仁与义、忠与信、圣人与君子等，同样也被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创始人建构哲学体系时所袭用。可以说，中国哲学产生时的哲学框架、思维模式、概念范畴等都是由老子所确立的。从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学产生时的具体情况来看，都受到道家的深刻影响，都在某些方面发挥着道家思想为自己所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问学于老子，孟子、荀子的哲学既是继承和发挥孔子哲学的产物，也有对道家哲学的吸收。孔子先后就礼、仁义和道等问题向老子求教，老子虽然不赞成其关于礼、仁义等想法，依然给其讲了礼的真谛、仁义价值的相对性，讲了得道的方法。孟子心性论以性善论着称，这来自于老子的本性自然、本性善的思想，以及稷下道家的心性学说；孟子强调养气，其气的学说源于稷下道家的气论。荀子的道论出自老子和庄子，荀子的气论源自稷下道家和庄子，荀子强调认知状态的“虚壹而静”出自道家的“虚”“静”学说；荀子以天为自然而主张天人相分，是对老子自然之天思想的发挥，甚至荀子的性恶论都受到庄子的“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的影响。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以天为最高存在，认为天有意志，人要“法天”，这是对老子“法天”“法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将老子思想中“道”的至上性移植到“天”的身上；墨子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但是，受到老子重视经验的启发；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这明显源于老子的反战和对战争的控诉；墨子讲“兼爱”，是对老子“慈”和“救人”思想的提升。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和韩非，商鞅的《商君书》是法家代表作之一。法家最重要的主张是“法治”，而道家反对法治，提倡“道治”，也即以道治天下，但是，法家强调“法”的客观性、至上性，是对道家关于道的特质的借用，法家反对“人治”、反对仁义之治出自道家。韩非和道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他像老子那样探讨天地自然，按照道家的道本原论讨论宇宙万物的来源；他还把道的无为引入到法治之中，化为驾驭臣民的技巧。兵家最早的着作是孙武的《孙子兵法》。孙武像老子一样强调“道”，把老子思想中道之无形、无声、无从感知发展为用兵的无形、无声、不可捉摸，把老子所反对的“前识”，也即认识的先验性，改造为具有正面意义的“先知”，也即预先认识事物；孙武像老子一样也看到战争的危害性，因此而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外，孙武还像老子一样具有辩证思维，并将之运用于战争。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发展的“主干”关于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周玉燕先生和吴德勤先生曾从文化的层面加以讨论，认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主干地位。由于哲学是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这意味他们实际上也认为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具有主干地位。陈鼓应先生受他们启发，明确提出这个观点。更多的学者认为，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以互补的方式共同占据中国哲学中的主干地位。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更为合理，更符合事实，而且这个观点只适合论述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地位。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同儒家哲学共同占据主干地位，就意味着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势均力敌”，以及道家哲学对儒家哲学发展变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哲学发端于先秦诸子及其哲学。在先秦诸子所建构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学中，道家和儒家哲学不仅在当时影响最大，势均力敌，而且对后世的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影响最大，势均力敌。还有，在先秦诸子哲学中，只有道家和儒家的哲学在秦汉以后一直绵延不绝，不断地发展壮大，墨家、法家、兵家的哲学几成“绝学”。两汉时期，虽然儒家为统治者所重视，出现了董仲舒、扬雄等儒学名家，但是，也出现了刘安、张道陵等着名道家和道教人物。而且，汉代的儒道两家哲学都极力吸取对方的精华。比如董仲舒的天论就是对道家道论和墨家天志的综合和改造，董仲舒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来自于道家；刘安主编《淮南子》时立足于道家，又“兼儒墨”，力求“采儒墨之善”。至于王充，由于其融汇儒道，又没有明显偏倚，很难轻易判定其属于儒家还是道家。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具有融合儒道的特色。玄学家们援儒入道，总体上通过对《老子》《庄子》《周易》等儒道经典的创造性阐释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致力于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继老庄道家、黄老道家之后的新道家。有的学者因为魏晋玄学儒道融合的特色，甚至认为其属于新儒家。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盛行，儒家有韩愈、柳宗元等着名人物，道家则有成玄英、陆希声等着名人物。宋明理学虽是中国儒学史上新的高峰，但是，理学家在思维方式、宇宙论、工夫论等方面皆吸取了道家哲学的精华。他们的宇宙论、“主静”论、心性论等等是对道家道本论和“守静”“心斋”“坐忘”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清代儒学中大家不多，王夫之、方以智等最为着名。王夫之的理气观、道器观等都吸收了道家思想；方以智会通三教建构其哲学思想，对道家多有吸纳，其《药地炮庄》更是解读《庄子》的着作。由以上可知，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居于中国哲学之“根”的地位，对中国哲学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与儒家哲学共同居于主干地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与儒家哲学的影响“势均力敌”。